思享｜王若磊：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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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基于革命实际与文明传统的再思考》，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  王若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法学博士；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代表著作有《政治问责论》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治与国家治理、法经济学等。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决议》关于近代中国历经百年动荡，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到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历史叙事背后，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检验、贯彻和彰显的主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展现其价值的历史，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一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此受益的历史。

那么，一个首要而核心的问题就是，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近年有不少人从思想史切入的研究，侧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缘性，如大同理想、民本主义、平等因子、群体偏好、唯物精神、实用主义风格、辩证法等，并指出这些构成了“接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观念基础。也有人认为，传统中国治理结构中儒家意识形态的破灭和瓦解导致了需要另一个强意识形态来填补。

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这些论述并未失真，然而这种“亲缘性”的关联论证是一种表面、偶然的表达，甚至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倒推”。传统中国思想包含多重面向，既有与马克思主义契合的部分，自然也隔膜异质之处;即便某一角度，如平等观念，中国传统思想中既包含“等富贵均贫富”的平等因子，同时又有类似三纲五常、尊卑亲疏的反平等思想;而平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而自由主义同样推崇;传统中国思想自然也包含与自由主义相融的元素。

[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

李弘祺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新思想的引入实际首先是“反传统”的产物:时人将中国之积贫落后归咎于传统之积弊，而民国各种复辟主义、复古主义之乱象更丑化了传统。人们探寻新道路、引入新思想，正是要批判旧世界。

根源上，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契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契合了时代大势和当时社会之境况。近代中国历经百年动荡，内外交困、苦难深重，西方冲击、自身破败导致的社会彻底性解体和文明整体性崩溃，迫使我们必须去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救亡”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然而这步履维艰但又异常急迫的探索过程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挫败，在压抑、苦闷之时马克思主义传来，其革命理想、精神气质、理论洞见和行动机制等为历经失望挫败但又继续无畏探索的中国近代革命提供了解答和出路。

一、 革命理想

在那个大动荡、大危局的年代，在苦难和无助中探寻“新路”之际，马克思主义这种热情洋溢、富有魅力的“革命理想”极具感召力。它描绘了一幅美好社会的新蓝图，是一个自由、平等、富足的状态，是“自由人自由的联合”。与之相比，历经动荡和耻辱的中国积贫落后，而由传统儒家观念建构的理想社会之模本已被抛弃;曾风靡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单纯生物性的优胜劣汰既缺乏美好社会的愿景，又缺乏伦理道德的维度;相较于简单的强弱社会之分，马克思主义拥有复杂而“科学”的社会形态进步演化理论;而最初尝试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方案，也在巴黎和会、世界大战等一系列事件及以其为参照的立宪实践失败的叠加下产生了对它的“幻灭”。相比而言，社会主义是更高的社会理想。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冲击力图走出传统、走向现代，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自身有着深刻危机与缺陷。我们既要走向现代，又不能重蹈覆辙，因此必须超越现有西方的现代，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理想，但它又是现代的。因此，这一热忱的自由、平等、人道、富足的社会理想一经引入即感染着寻求未来美好社会方案的中国先进分子。相对于这一状态，当时的我们贫困，而彼岸富裕;我们奴役，彼岸自由;我们专制，彼岸平等;它是一切自由人自由的联合，更是一个富裕充盈与全面发展的社会。

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解放”这一更具感召力的理想，更动人心魄的词汇。它不是表面的自由、被动的平等，而是“翻身”，是“失去锁链”和“天性释放”，是真正的自由与充盈。这一“解放”，既是个体的，也是民族的，更关乎庶民。言其个体，即届时每个人都会达至那种自由而充盈、自在而自为的状态;言其民族，是马克思不仅关注个体，还用“资本”的原理剖析和批判了“帝国主义”。近代国人饱受列强侵略之辱，对此有切肤之痛。我们不仅要追求个体的解放，也要追求民族的解放和尊严。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中，有大量文献集中介绍和讨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关系之问题。言其关乎庶民，马克思主义的解放针对的并非抽象或整体意义上的“人”，而是具体的人。如李大钊所言是“庶民的胜利”，关乎弱势者和普通人的福祉。千百年长期被忽视的底层庶民和芸芸众生被发现，道义的力量由此展现。因此，这番“美好社会”和“解放翻身”的话语直击世人心灵，其热情洋溢的精神气质立刻填补了失望、颓废、挫败的社会心理。

二、 革命方式

除革命理想的感召力外，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强调“彻底的改造”和“根本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热情洋溢的革命理想，是一次“改天换地”，且洞见到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根本问题。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造”，无论早期的变法维新、辛亥革命，还是社会主义理想传来之初更为流行的工读互助、新村主义等理论都失败了。在苦恼失望、迷茫徘徊之际，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真正的革命是一场根本的解决，世人才“觉悟”到先前的革命和改造太过“表面”。

相对于清末的制度变革，马克思主义直指背后的经济社会根源，主张社会革命才更为根本。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就着重谈了这一点:“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的法律、经济、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做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上述革命之失败，正在于忽视了背后更深刻的经济社会诸问题。

相对于新村主义、工读互助这般个体精英的自醒自救，马克思主义主张彻底的政治社会革命和大众运动。这种小国寡民新生活、理想化小团体式的伦理自觉也是表面的，它既没有去解决背后深刻的政治社会不平等，也没有动员群众。陈独秀说:“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绝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李大钊也说:“必须靠社会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参加过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同样反思到:“要想在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底一部分，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整个社会得不到改造，民族和国家得不到解放，个人问题是无法得到安顿的;而不发动大众、觉悟庶民，上层表面的改旗易帜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相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时自由派们主张的去探讨地方自治甚至卖淫、人力车夫调研等问题，认为要“因时因地因事解决具体的问题”，陈独秀直斥其“痴人说梦”。这些皆为表面现象、具体问题，若没有一揽子的彻底解决，一个个“零敲碎打”的处理是徒劳的。梁启超也说，辛亥之后国人“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所以李大钊明确主张:“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比喻说:“若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就连自由派的傅斯年也承认:“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原于不是根本改革。放开思想去改革政治，自然是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这是根本改革。”对于苦难深重、长期动荡、整体存在危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洞见一针见血，革命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是经济社会根本的改造，是大众运动，是整体的解决。

三、 革命动力

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套“关于革命正当性和革命力量的理论”，它找到了“阶级”和“阶级压迫”，发现了“革命的动力学”。这一点也是先前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未曾考虑过和洞见到的。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其要害在于认识到压迫、唤醒对压迫的反抗以及寻求最大最有力的革命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传统中国革命只是王朝更替、天命轮转，农民起义大多基于对贪赃枉法、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等不公的反抗;近代中国的一些革命者同样缺乏对这一实质的认知，只想着推翻旧制建立共和，革命既无力也不彻底，仅做些表面文章，也缺乏大众支持和社会根基。

马克思的学说发现了压迫剥削以及最受压迫的阶级，人们才幡然醒悟，找到了革命的本质和动力。革命，针对的是剥削和压迫，这才是革命真正的“理由”;被剥削和压迫的群体才是革命的“主体”和“力量”。李大钊明言“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至此，革命不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上层更迭，而是对压迫和剥削的反抗，进而要“唤醒”那些广大的被压迫者，这才是革命“真谛”，他们才是革命最可依靠的力量。当然，这一群体对于西欧来说是工人阶级，但对中国来说是广大农民。虽然主体不同，但原理一致。中国革命，无论面对内外敌人，其工作都是要动员和组织起这个最具力量、最受压迫的群体。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毛泽东一篇重要的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它重要的作品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也都花费大理笔墨对中国阶级状况做详细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此给予中国革命的指导，在原本空泛的革命中唤醒了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抓住了革命的“要害”。因此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党领导人民去发动、唤醒劳苦大众对“苦”的记忆和认知，去“意识”到存在的剥削和压迫，通过“翻心”萌生阶级意识，由此“觉悟”，从而奠定革命的正当性和道义性，也培育和激发了革命力量。

四、 革命机制

马克思主义还有一套“关于革命组织形态的理论”。革命不仅要有理想、有方式、有动力，还必须有实现机制。这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有所传播，更关键的是送来了列宁的建党原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政党的功能地位和组织性已有自觉。列宁对此更为强调，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借助这一机制社会主义理想第一次变为现实，给予了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革命巨大的鼓舞启迪与力量。

列宁认为，必须组建一个高度组织化、纪律化、强有力的政党，以此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广大而分散的社会和大众不可能直接行动，政党就是“用一个有意识地创立、建构和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代替了一个无定形的社会阶级。”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革命行动必须有所依靠，才能结成行动力量;革命者必须组织自身，才能领导革命。正如列宁所言:“我们的战斗方式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事。”“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在孙中山看来，没有“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是中国革命党很大的教训。”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契合了中国严峻的革命形势和四分五裂的社会状况，唯有通过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的党和军队，以严密的组织形态打造一个高度一体化、组织化、结构化的革命队伍，才能真正形成领导和推动革命的“力量”，革命理想和革命道路才能变为现实。

由此，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理想、革命方式、革命动力、革命机制等方面的大原则和观念契合了中国的革命形势与社会状况这样的“具体实际”，自然成为时代的选择。所以可以看到，在那样急迫的大环境下，即便马克思的著述还未全部翻译过来，多数只是一些摘编或转手的介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实际也并未精读过多少原典，但都被它的原则、理想、精神气质和行动方案所折服。这些都是基于实践的理由，而不是纯粹书斋的分析和比对，是实用的，而非理论的;是理念，而非具体细节的。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这几点，最终也依靠它取得了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契机”。这背后最关键的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中介”，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得以进入中国的“载体”之一。近代中国危难深重，正是继承传统人文精神气质的先进分子们，由于他们身上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经世济民”的人文精神，才会在落后与耻辱中痛苦和失望，也才会在痛苦和失望中无畏地、激昂地、悲壮地前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最终变为了“职业革命家” 。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它首先并不是具体思想的“会通”，而是背后存在“文明”的“传承”。之后，才有了具体“思想的对接”，比如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先锋队”的理念以“民生主义”“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词汇表达和实践出来，它在文化层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了。因此，可以看到百年历史《决议》的表述非常精准，在革命时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理念和方法是根本，它是全新的理论，它是革命实践之先导;在其之后才是“用”，以与“文化心理结构”契合的方式发挥了作用。所以百年历史《决议》也清晰地表述了这样的理念: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第二个结合，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精华”。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在已经站起来、富起来后，我们能更从容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文明意义上的会通和创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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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周珍珍 赵熙贤